第9章 千古艰难唯一叛 (2)

现在来看袁世凯维新期间进献给翁同龢等大臣的说帖,其眼光和见识,其对改革的理解和把握,决不在其他任何维新中坚人物之下。

在戊戌政变中,袁世凯在最危急的时候充分展示了他临机应变的才智,保住了项上人头,但这个“卖主求荣”的名声也让他付出了惨重的代价,甚至可以说是他的历史地位被大为扭曲的一大原因。戊戌政变让世人知道,袁世凯绝对不是儒家史笔喜欢揄扬的“忠臣”,甚至连“义士”都算不上。

他对谁“尽忠”呢?他既没有对光绪尽忠,也没有对慈禧尽忠。满清鼎革之际,袁的公开文稿中无不强调自己对清朝、对太后、皇上的一片拳拳忠心,但其实他只要求别人对自己忠心。

总之,在他所存身的那个君臣体制中,他不得不做臣子,但他心里却绝没有一个值得他以死效忠的主子。他随时可以在各个“主子”之间更换门庭。他要做事,首先就得保住自己的性命。他会赞助推动维新派的事业,但决不会如谭嗣同般有“流血请自嗣同始”这样的血性冲动。死,永远都不可能成为他的选择。这也是袁世凯“善变”的一个原因:他没有信仰,如果有,也许其信仰对象就是功业和权力。为了追求这些,他忍辱负讥,此后,他将独自承受皇上无边的怨恨,朝廷无端的猜忌,同僚无言的鄙夷。

戊戌那一年,走向菜市口的谭嗣同,走向流亡的康梁,和此后很快将走向直隶总督官衙的袁世凯,谁走的道路更为艰险?

2.动与静树挪死,人挪活。人总是盼着往高处走,往中心走。袁世凯在戊戌八月走进北京,最初的打算也不过是希望自己的官位子能够“升一级”,更加靠近权力的金字塔顶端一点,于是通过徐世昌的活动,花两千两银子买通光绪面前的红人御史徐致靖上折保荐袁。结果光绪召见后,袁居然意外地升了两级,徐的家人觉得这折子“物超所值”,竟然厚颜要求袁世凯再追加二千两,此事一时在京城传为笑谈。

康有为在百日维新期间,一再提出要光绪开“懋勤殿”以供新进诸卿议事参政,企图在清朝现有政治体制之外,建立由其控制的议政机构(绕过保守的军机处和六部衙门),用意也是想自己和最高权力中心的距离再挪近一点,以藉此进入政治权力核心。直到百日维新结束,康有为也没有谋到可以时常接近光绪的权位。除了翁同龢、张荫桓等少数几人,维新派们官阶都太低了,手中的权力太小了,他们急于掌握权力。戊戌维新时,康有为41岁,官仅六品工部主事,梁启超26岁,以六品衔办京师大学堂、译书局,34岁的谭嗣同是六品衔的军机章京,50岁的杨深秀是山东道监察御史,24岁的内阁候补中书林旭、32岁的候补侍读杨锐、40岁的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均是四品卿衔军机章京,32岁的康广仁则是一介布衣。他们都被排挤于政治权力核心之外,既没有高层政治的经验,也绝无自己的执政基础和班底。军机章京的权力和军机大臣相比真是判若云泥,他们只相当于军机处的秘书,能有多大作为?

所有的政变和革命,要解决的核心问题都是由谁掌权。如果揭开罩在戊戌年那一场斗争上的观念和言辞织就的华美外衣,那么这可看作光绪和太后,一帮中下级官僚和上层官僚之间**裸的权力斗争,或许还有现实的功利。康梁的维新学说,不仅亵渎了“圣典”,触犯了一大批以“卫道自任”和“假道求食”的经生文人的切身利益,其变法的措施,如废科举、裁冗衙,更要打破许多人的饭碗,必定要引起这些人的反对。康有为们落败了。意外闯进这个权力和利益角斗场的袁世凯,倒有了一番额外的收获。

权力是一种无形的力,而政坛就是由这些大大小小、来自不同方向的力道组成的权力场。真正的官场高手一定是一个“太极推手”,懂得借力打力,懂得化刚为柔,懂得隐忍不发,最重要的,要懂得静中有动、动中有静,动静无常而有界。有时候一动不如一静,有时候,则又必须静极而动。

戊戌维新中,康有为们变法的“动作”太大、太快了,而政变的动作又太慢,动静太响,没有实力的时候乱动。也许,“改革”的难度确实大过“革命”。“革命”主“破坏”,只要挥动榔头或大刀就行;而改革既需要“动”,也需要“静”,要在催生、造就新事物的同时,让腐烂的部分“静静地”死亡。这需要剪刀甚至是手术刀,而不是大刀。前者需要“艺术”,后者依赖“**”。李鸿章在甲午战后哀叹,自己是大清朝这所破房子的“裱糊匠”,可见他长于动“剪刀”,而且动作轻柔。即便如此,他还是被指责。某次觐见,慈禧不阴不阳地问:李鸿章,有人说你是康(有为)党。你怎么说?李鸿章抗颜道:臣实是康党!如果凡变法皆指为“康党”,则臣确是康党!慈禧默然良久,悻悻然退让了。在晚清的政局中,真可谓“动辄得咎”。袁世凯算得康有为、谭嗣同的政变计划为纸上谈兵,所以他决不轻举妄动;待到生死关头,又当机立断告密保命,动如脱兔。

有人评论袁世凯,说他生平行事,皆于最后五分钟靠天成功。但天意和人事,谁能分得清呢?就像动与静转折的那一瞬时机,又有几人能抓得到?

袁世凯能够在各种政治势力之间做到左右逢源,关键就是他坚持谋定而后动,而且秉持“做人做事不做绝”的原则,他绝对不愿意把自己置于非此即彼的选择困境中,也绝对避免“背水一战”这样没有转圜余地的“死地”,他的政治策略中甚至没有“置之死地而后生”这样的观念。袁世凯政治上最擅长的,就是在各种势力各种时机之间纵横捭阖,合纵连横,阳以阴取,上下其手。

他实施这样的战略有几个“经典”案例。一个就是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引起的“庚子事变”中。这时候慈禧凭借义和团这样的乌合之众愚昧地向十一国列强开战,(以一弱国而敌十一列强,其豪气可谓空前绝后,史上所无。)还要求地方督抚出兵“勤王”。袁当时是山东巡抚,又手握精锐重兵,不出兵吧,得罪慈禧后果不堪设想,出兵吧,不止引火烧身,而且他算准清廷无取胜之理,到时候八国联军“秋后算账”受不了。所以,他两方面都不得罪。对慈禧,一方面派一小部军队慢慢“星夜驰往直隶”

勤王,另一方面是输银输饷,以及绫罗绸缎等各种奢侈品,使她即使仓惶逃命的时候还能保住一点体面,满足她穷奢极欲的虚荣心理。在慈禧回銮的路上,袁世凯又是花车又是别馆地迎候。慈禧太后的第一辆汽车,就是袁世凯进贡的。可惜慈禧觉得,司机竟坐到她前面,这不成体统,所以只用来做摆设,但她心里对这新奇玩意还是兴致勃勃的,对袁世凯的活络心思也就高看一眼。对外洋列强,则是饬令山东州县官员,用军队保障教士教民的性命财产,让洋人找不到寻衅借口,一面不动声色地剿灭义和团。

这一策略极为成功。慈禧对袁世凯青眼相加,是历经庚子事变之后,而八国联军认为袁是方面大员中强有力的“朋友”,对他赞赏备至。反观当时和袁处在相同处境的其他督抚,都没有袁世凯做得这么天衣无缝。那几个和袁一样手握重兵的将领如聂士成、董福祥、宋庆,于大局是一叶障目,于小节是胶柱鼓瑟,听信慈禧太后的赌气指示去和八国联军打无理之仗,结果败得一塌糊涂,不止把手里的军队折腾得一干二净,而且自己也没讨到好——聂士成一代名将被义和团洋人两相逼迫,惨死于乱军,董福祥战后成了战犯被剥夺军权,其部队解散,宋庆部则溃不成军了,因此慈禧对他再无借重之处。倒是袁世凯,手里的军队成了清廷唯一依赖的精锐。而那些督抚们,在这兵荒马乱、自顾不暇的时节,谁也没有想到如袁世凯这样如此“尽心”孝敬慈禧。由此可见,袁世凯在大局中灵活处置、掌握主动的策略收效不可谓不显著。

庚子年的乱局中,还有几件小事可值一提。袁初接到要求地方招募义民练拳、奖励义和团打教灭洋的廷寄谕旨时,开始是立即通告全省遵旨办理的。但他的一个主办洋务文案的幕僚徐抚辰,力谏他不可奉此乱诏,给他剖析了一番利害得失,袁世凯初不听,后徐抚辰立即留书告归,袁世凯醒悟,急忙遣人追回徐抚辰,同时用六百里、八百里牌单,飞骑分道追回那一道廷寄谕旨。可是,如何处置这道谕旨成了伤脑筋的问题。如果像此时督两广的李鸿章那样,直说这是“矫诏”(李鸿章在给盛宣怀的信中斩钉截铁地说“廿五矫诏(指宣战诏书),粤断不奉,所谓乱命也”。其电文中也有“乱命不可从”之语),他没有李鸿章那样的权势,在乱局中被作为“杀鸡骇猴”的那只“猴”,得一个“抗旨不遵”的罪名那是轻而易举;可是这又是万万执行不得的旨意。这真是顾得了眼前顾不得长远,顾得了长远又顾不了眼前。

这一天,有一统兵官接到袁世凯的命令,要他拔队往某州剿匪(此“匪”

当然是指义和团),行前谒见袁世凯,请示如何办理。袁世凯煞有介事地交代:

“我是命令你去查办假义和拳,可不是要你去剿灭真的义和拳。真义和拳,奉朝廷的旨意,咱得扶持。”那统兵官一头雾水:“大帅,如何分别义和拳的真假?”袁世凯虎目一瞪,训斥道:“真假你都分不清,你还带什么兵!”回头问某先锋官:“你知不知道如何分真假?”这位先锋官倒是伶俐,接口道:“回大帅,遇到义和拳,只管开枪迎击,枪能打死的就是假义和拳;真义和拳刀枪不入,肯定伤不了。”袁世凯马上将此事交给此先锋官去办。

就这样,一个左右为难的局面化解于真与假的言辞之辩中。

到辛亥年武昌起义以后,天下局势已成瓦解,各种政治势力风起云涌,政事军情瞬息万变,革命党、清廷和立宪党均无力收拾残局,只有请袁世凯出山来摆平。这时候的袁世凯真可谓“众望所归”,但他牢牢握住兵权之后,对哪一方都不完全支持,也不完全反对,而是左顾右盼,左右腾挪。

一方面对清廷信誓旦旦披沥自己的忠肝义胆,同时以革命党的势力和要求来要挟清廷,一方面则对革命党表示民心思安,天下为重,而又以清廷的要求来压榨革命党,还充分利用立宪党在其中穿针引线,终于攘得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位子。这一幕大戏,演得是起承转合、跌宕起伏兼有声有色,的确是袁世凯一生中耍权用诈的经典之作。可惜袁世凯身边有些人不明白他种种举措的妙处,觉得他做事不像以前有决断了。袁听了不免得意地向这些人解释:“你们知道拔树的办法吗?专用猛力去拔,是无法把树根拔出来的,如果硬来,树一定会断折,只有一个方法,就是左右摇撼不已,才能把树根的泥土松动,不必用大力就可以一拔而起。清朝是棵大树,还是二百多年的老树,要想拔这棵又大又老的树,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

我今天的忽进忽退,就是在摇撼大树,现在泥土已经松动了,大树不久也就会拔出来的。”

在戊戌变法中,他最初也是秉持灵活机动的策略,而且极为成功。虽然他有段时期被慈禧太后目为维新党,而且康梁一党的确对他也倚为腹心,连政变这样“大逆不道”的事也请他参与,但袁世凯在保守派和务实派那里也很吃得开,至少是他们极力拉拢的对象。荣禄对他的器重和保全是不用说了,李鸿章这一洋务派大佬则从一开始就非常赏识他,而李鸿藻作为清流派的首领,对务实派李鸿章的政见和为人向来不齿,对袁世凯这一“李鸿章的人”居然也赞赏备至,而且收其为门生。所以,当袁世凯1895年活动到专办练兵事宜的重要位置的时候,无论是兵部尚书荣禄、庆亲王奕劻这样的满族亲贵,两江总督刘坤一(袁世凯也拜为他的门生),湖广总督张之洞这些方面大员,还是军机大臣李鸿藻、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翁同龢这样卓具清誉的清流党,抑或是李莲英这样阴柔毒辣的宫中红人,对他都是交口称赞、鼎力支持。想想只要在这衮衮诸公中巴结上一位,也足以青云直上了,而袁世凯居然能够个个搭上线,其交结手腕真令人叹为观止。

这时候他在官场中处在游刃有余的超脱地位,那些汹涌澎湃的政坛暗流,不管来自哪个方向,到他这里却都能为他所用。可是,康有为这个刚愎狂妄、毫无政治经验的书生改革家,却硬是将他拖进了一场他毫无准备的军事政变中,从而将他置于“非此即彼”的“死地”,不得不在光绪和慈禧之间做抉择,而且给他考量的时间如此短促,以袁世凯一贯的作风,真的是难煞他了。

治国之道也脱不了掌握“动静”之机,也即平衡“韬光养晦”与“有所作为”。慈禧折腾出来的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,以李鸿章签订《辛丑条约》

告终。签约后,李于病榻上上奏朝廷:“臣等伏查近数十年内,每有一次构衅,必多一次吃亏。上年事变之来尤为仓促,创深痛巨,薄海惊心。今议和已成,大局稍定,仍希朝廷坚持定见,外修和好,内图富强,或可渐有转机。”

也许他是有点乐观了。《辛丑条约》规定的赔款,一直到1938年由于抗日战争才停止支付,中国前后共赔款白银已近6.532亿两,折合银元近10亿元。这笔持续三十八年的赔款,和《马关条约》的赔款一道,将中国的财政抽空,使其再无多大余力进行现代化改革。改革的各项事业需要资本,而晚清最后十年的改革,为着罗掘财源,却使得中国的底层民众完全破产,革命也就势不可免。这是对外不懂“韬光养晦”的结果。庚子年的“危机”,并不因和平的来临而有“转机”,继承李鸿章北洋衣钵的袁世凯,也无力回天。

3.凉与热经戊戌一役,光绪被圈入瀛台冷宫,袁世凯倒成了太后面前的红人。

世态炎凉,往往如跷跷板,有人炙手可热,就有人失意乘凉。红了热了,常常引出别人的“红眼病”来,凉了冷了,又不免遭小人落井下石。炎凉总是伴随着进退,是政治生涯中的另一个雷区。明乎此理,也就明了,在别人处在落难境地时稍一援手,将令人铭感终生,在别人万事顺意的时候,哪怕送上厚礼,别人也会转眼就忘。所以,一个人是否“重感情”,并不在于他出手是否阔绰,只在于他什么时候“出手”,什么时候“阔绰”。

袁世凯之所以几十年来能够成为政坛不倒翁,在晚清政治斗争中权势越来越大,很大程度上和他做人的圆滑、灵活有关。前面说到袁世凯处心积虑地结交五湖四海的各方人物,但他的发达,也并非交游广阔这样简单。

他能结交人,更能笼络人,关键还能留住人。袁宫保“义气”,“手面豪阔”,“念旧”,是很多人对袁世凯的一般观感。在官场上,他虽也不得已做出过“丢卒保车”的事,但他极少做“过河拆桥”的事,同样也很少做赶尽杀绝的事。

吴长庆在国内去世时,袁世凯在朝鲜有职在身,无法亲自扶灵送葬,但他送了一千两的奠仪,并专门派本营副将率军士护送吴长庆的灵柩回乡安葬。

一千两银子,是当时司道级(相当于现在的司局级)官员十个月的收入,袁世凯戊戌年买官一级也只花了二千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