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五十九章 护堤大队

进攻发起后不到一个小时,鬼子前锋已经逼近广武—花园口大堤。也就是为郑州城防黄河洪水修筑的外层大堤附近。这大堤从广武镇向东一直延伸到花园口,堤上筑有道路,堤两侧种有树木,堤上每隔不远就有一个加固大堤的建筑材料堆放地点。

广武镇驻有一支黄河水利委员会的准军事部队:护堤大队。说是大队,其实就有80多人。那么这支护堤大队是干什么的呢?因为在黄河大堤上常年备有许多建筑材料。石料、木料甚至钢材,这些东西对于沿线大多数住着草房的农民是很有**力的,个别人小偷小摸的行为在所难免,但是如果出现豪强恶霸大批占有倒卖或者出现农民大规模哄抢,那就会对防洪工作产生恶劣影响,所以当时政府对盗拿防洪物资的处罚规定非常严厉,特别成立了护堤大队来保护这些备用物资。由于黄委会与一战区以及河南省关系良好,这支护路队的装备还算不错,队员配备的都是巩县造七九步枪,还有两挺捷克式轻机枪。如果发生大批人员哄抢防洪物资的事情,护堤大队长可以自行决定开枪。这护堤大队的队长姓田,个头不要,还戴副眼镜,此君原来是黄委会的一个土木工程师,黄委会让他当护堤大队长似乎文不对题,很多人感到纳闷。但是不久,这个安排的妙处就显现出来了,在小田担任大队长的三年多时间里,与沿堤农民的摩擦争执不计其数,但是从来没有一次向村民开过枪。有一次,盗窃建材的“贼”们仗着人多,竟要来夺护堤队的枪,此时田队长向空中放了一枪将他们镇住。

如此行事,手下队员颇有怨言,特别是有时制止盗窃反被“贼人”殴打,手里有枪却不准使用,真是窝囊,一些队员私下给这个矮个子戴眼镜的田队长起了个“小山田”的日本外号。

1日凌晨,田队长和他的部下被北边传来的枪炮声惊醒。匆匆起身带人上大堤察看:北边火光冲天,枪炮声响成一片,借着光亮,远远可以看见一些鬼子正向这边奔来。一些队员一阵惊慌:不知来了多少鬼子,南岸阵地怎么这么快就失守了?

田队长扶了扶眼镜,说道:“弟兄们,你们平常不是老怪我不准向贼人们开枪吗?看,今天来的贼人不少,放开打,机枪准备好,谁打死的贼多,谁的功劳大,到时论功行赏!”

队员们都散开卧倒在大堤后面,枪口指向北方。这些人没有一个人参加过实际的战斗,有的人手在微微发抖。

田队长声音忽然比平时提高了许多:“弟兄们,养兵千日,用兵一时,我们平日里拿国家的饷,吃百姓的粮,现在是我们为国尽忠的时候到了,要是有人殉国,抚恤金加三倍,家里老小黄委会养一辈子!弟兄们,你们说,咱们能带着枪往回跑吗?”

“不能!队长,倭寇想过咱的大堤,得先问问咱们手里的家伙!”

小田并不能越权决定属于黄委会的权限的事情,但是他的一番话确实振奋了士气。

佐佐木的前锋部队,跑步奔向南方,他们想在行进中占领郑州。最前面的敌人离广花堤近了。毕竟,田队长的人没有战斗经验,在最前面的鬼子距离还有150米左右的时候,他们开火了!步枪、机枪一起吼叫起来。鬼子被突如其来的射击打倒了十来个。这是自鬼子渡河以来第一次遭到比较像样的抵抗,是由一群非军方人员组织进行的。

佐佐木接到前锋受阻的报告,心中犹疑不定,他是那种顺利时气焰万丈,受阻时又降温很快的那类人。他想:“支那的主力部队哪有那么容易被击垮的?难道其中有诈?想诱我深入重地?从枪声看,这是支那主力部队的武器,应该有一个连吧?算了,反正我们的任务是佯攻,还是小心为妙,完成上边交给的任务要紧。”

于是佐佐木命令向广花大堤开火,但是不要发起冲锋,等天亮再说。这样,北面的敌军暂时被阻击在了广武以北的地区。

郑州城内,警备司令部一片混乱。仗打起来好久,这里连发生了什么情况都没有搞清楚。一小时后,警备司令才接到张团长从西面一战区友邻部队发来的报告,称:“黄河北岸日军自今日零时开始向我部发起进攻,敌二到三个联队在重炮掩护下向我团阵地猛攻,职督率本部与敌激战4个半小时,毙伤敌军数百后,现已向西边友邻部队驻守区域转进。”

警备司令气得破口大骂:“他娘的,全是放屁!零点开始的?那这小子为什么不早报告?再说,当老子是聋子呀,明明是四点开始炮击的。他奶奶个熊!临阵脱逃,老子非毙了这个狗东西不可!”

此时郑州城内只有三个保安团,说是三个团,加起来还不到600人,装备之差就更不用提了,而且兵员素质差,没有战斗经验。虽然警备司令不相信张团长说的过河的鬼子有两三个联队的鬼话,但是他认为,有一个联队的敌人应该是可信的,不然怎么会那么快占领了滩头和邙山的阵地?这个刘司令既无实力又无才能,怎么当上的警备司令,着实令人费解,当然这世界上如此令人费解的事情比比皆是。就像病菌侵蚀人体或者人体上的已经存在病灶一般平常,只是战争环境这样的病灶更容易“急性发作”而已。有时候,急性发作容易处理,处理好了,病也就根治了,反而是病情被掩盖,长期不发作,一旦发作,怕是就回天无术了。此次冈村宁次对豫中的进攻,简直是1944年1号作战的一次小规模的演练,而汤军在战法、战力、士气及其他方面的一系列问题也显露了出来,但是此战最后以郑州失而复得的“胜利”告终掩盖了业已存在的一系列严重问题,在随后的两年里问题越积累越严重,最终导致1944年的大溃败。而国民党政权也是在问题“病灶”不断积累,自身讳疾忌医的情况下逐渐失去了合法性和正当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