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吉隆坡向北到亚罗士打,得有近四百公里,到地方已经是中午,透过车窗,看到登康下了大巴车,顺路朝北走去。我们三个人像小偷似的出来,在后面远远跟着。小杨觉得很刺激,但心里也忐忑,因为我在出租车上和她讲了登康的往事,小杨对登康也有了全新的了解,她很担心登康是不是被什么仇家给威胁。

小杨的担心不是没道理,之前熊导游的事还没完,我和方刚都有理由怀疑,这混蛋是不是想办法找到了登康。但又觉得不像,以熊导游的为人,就算他找到了登康,要么来硬的,直接把登康干掉,要么暗中作手脚,没必要威胁登康要钱吧,这似乎并不是他的风格。

跟在登康后面,我们大概走了半个多小时,拐来拐去,看到他走进一栋灰白色的楼院。院门口有个小办公室,登康进去两分钟后又出来,走进大楼。我们进院来到办公室,有个小窗口,方刚先是用半生不熟的马来语和坐在里面的工作人员沟通,对方是懂中国话的,反问我们是不是华人。经工作人员告知,我们才知道,这栋楼居然是亚罗士打市的精神医院。

我们三人面面相觑,方刚问:“登康来精神医院干什么?”

“对了,你刚才不是给讲过,登康的爸爸中了他施的魂魄降,成了精神失常的人吗?”小杨忽然说道。她反应真快,我和方刚看了看,都没说话。

探视需要手续,否则不让进。方刚打听刚才那个叫登康的人,工作人员看了看我们,也不回答。方刚对我点点头,我打开皮包,里面有昨天解降客户给我的生意钱,我数了几张马来西亚钞票递过去,称我们是登康的朋友,因为被事耽搁,就落在后面了。

那工作人员看了几秒钟我手里的钱,说:“你们可以打电话给他,让他出来接。”我又求了半天,这人居然不吃这套,让我们惊讶。可能是之前在东南亚用钱办事太痛快,现在遇到个较真的,还有些不习惯。

方刚哼了声:“打就打,我们又不是小偷!”没办法,我只好一手握着钱,另一只手掏出手机拨通登康的电话。他问我什么事,我直接说就在精神医院门口,你出来接我们吧。

登康十分意外:“你们在哪里?”我说已经看到你进去了,现在工作人员不让我们进,你快出来。登康沉默了几秒钟,挂断电话。

大概五分钟之后,小杨指着门口:“出来了出来了!”登康走到我们面前,那工作人员探头出来,问他是否和我们是朋友。这人还挺谨慎,看来是怕我们找登康麻烦。登康点了点头,工作人员这才放心,把我手里捏着的钞票抽走,缩回身继续看报。把我给气的,原来这工作人员自有他的一套原则,既不想担负担,又想收好处。

“你们一直跟着我?”登康不太敢相信。小杨笑嘻嘻地说是啊,我们怕你被那个狗熊导游给威胁,所以想来帮你。登康失笑,摇摇头转身就走。我们在后面跟着进了大楼,两旁都是铁门的房间,各种声音很杂乱。

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牌商都这样,反正我在这三年的牌商生涯中,至少去过好几次精神病院了。表哥工厂中大奖的胡三强、华欣市跟*要好的刘先生、要杀夫的香港琼姐,这是我见过的。还有好几个我知道但没去看过的,不过这些都是客户,现在却是跟着登康,还不知道看望谁。

在一楼,登康把证件展示给医生,这医生带着我们来到顶楼的某铁门前,透过窗户能看到里面很简陋,只有一张铁床和一个抽水马桶,别的什么也没有。床边坐着个六十几岁的老头。和我以前探视过的客户不同,这人一动也不动,就像木雕泥塑。

医生掏钥匙打开门,用马来语和登康沟通着,我们听不懂。登康进去之后,那老人也没动弹,就像完全没看到。登康走到老人对面,双手抱在胸前,背靠着墙,看了看我们,就把头转向窗外。

“这是……”我发问。

其实我们心中已经有答案了,只是没确定,方刚问:“是你爸爸?”登康点点头,眼睛仍然看着窗外。小杨忍不住问登康为什么不和他爸爸交流,多可怜的老人家。

登康哼了声:“你来替我交流吧。”

小杨也没客气,径直走到老人面前蹲下,笑着说:“您就是登康师父的爸爸吗?”老人根本不动,我甚至怀疑他是不是睡着了。

方刚问登康怎么回事,登康说:“半年前我在山打港的一名牌商朋友告诉我,他在网络上看到有卫生部发的消息,公布了很多与家属失联的精神病人。其中有位老人的信息中显示,他是泗务人,儿子叫登康。这牌商知道我也是泗务人,就觉得好奇,把那网页用手机拍下来,展示给我看。我一眼就看出照片上那个男人就是我父亲,这才找到他。”

“可是他已经完全不能和人交流了?”我问。登康点点头,说医生告诉过他,这位老人在两三年前就被精神医院收治,当时是在某凶案现场发现的,有个女人剖腹而死,老人在旁边只会胡言乱语,案子也没破。后来渐渐连胡言乱语都不会了,就是沉默。给饭就吃,给水就喝,想大小便就自己去找地方,没地方就随地解决,和猫狗一样。

登康说:“我没敢说是他的儿子,怕被医院捅到警察那边去,再牵出当年的凶案,只好说我是他的侄子。好在我补齐了三年的收治费用,医生也没多问,但劝我带他出去。我说想给他治病,医生说以东南亚的医学水平恐怕不行,可以去日本或者欧美澳试试,但可能需要很多钱。”

到现在,我和方刚恍然大悟,才明白为什么一向不太看重钱的登康,居然私下跟拉贾那家伙串通,一起行骗,原来就为了多接大生意,好凑出钱来给父亲治病。这让我想起老谢,一个是治儿子,一个是治父亲。这真是造化弄人,当初他爸爸被鬼迷住心窍,一心跟着那个寡妇,害死老婆和儿媳,登康极度痛恨亲爹,但又下不去死手,只好给他下魂魄降,然后对鬼王假称已经用降头术害死父亲。时隔几年之后,登康居然还能和他爸爸相遇。按理说应该是好事,可又要凑巨款给他治脑子,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?

我又尝试和他爸爸对话,可这老爷子真是病得没救,我问十几句,他只看过我一眼,然后就再也不理我了,就像老电影《追捕》里的杜丘装傻一样。

四个人就在病房里沉默了半小时,还是登康首先走了出去,我们三个紧跟出来。方刚问登康这段时间住在哪里,登康说:“我已经从山打港搬到这里了。”我问他以后打算怎么办,登康说尽量凑够钱,因为爸爸已经六十多岁,医生说时间拖得越久,大脑的损伤就越大,能治好的机率也越低,所以要尽快。

“我手里最多只有不到五万人民币,田七也不会比我多到哪里去,跟你要的数字差得太多。”方刚说。

吃过晚饭,我们四人来到登康租住的公寓。和方刚的住所差不多,只有一间卧室,和不大的客厅,里面设有简单的地坛,那颗劳差的头骨域耶就摆在上面。登康是我们的合作伙伴,也算好朋友,可我总不能卖掉房子借钱给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