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0章 千古艰难唯一叛 (3)

当然,面子上他总能做到对谁都情真意切,而不是光押宝吃一方。就以向上找靠山来说,袁世凯并非单独恭维、孝敬那拉氏一人而已,凡是能向那拉氏接近说话的人,无不十足敷衍结纳。据说,京中满汉各大员,无论婚丧嫁娶喜庆寿筵逢年过节,举凡讲究排场的事,袁世凯都有“份子钱”

奉上来——只要值得巴结,巴结得上,他对谁都巴结。

袁世凯和李鸿章的关系,就很能说明袁的为人。甲午战败之后,李鸿章忍辱负重赴日本马关签下人人都认为奇耻大辱的《马关条约》,还差点被日本人刺杀在春帆楼。这也就罢了,回到中国,清政府中还有大批放言高论的清流党人,恨不得对他食肉寝皮,有的提出先杀李鸿章以谢天下,然后废约再战。所以,李鸿章不止几十年来苦心经营赖以秉政的淮军灰飞烟灭,老本蚀尽,自身也是身败名裂,连三眼花翎都被拔掉了。此时的李鸿章,老病交加,签完条约回到天津,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,藏在家里不敢出来,往日门前“车如流水马如龙”,一夕之间,“门前冷落车马稀”,此时此地,还有谁会来“拜见”他?有!袁世凯看到天下人“以怨毒集于李之一身”(梁启超语),却当即向督办关外军事的刘坤一销差,不避嫌疑赴津谒李,输诚致意,李鸿章此时的感念可想而知。其实,袁于此际来安慰李鸿章,于他政治上并无多大风险,而就打动人心来说,雪中送炭的效果总比锦上添花要好得多。别人或者见不及此,或者也许有此识见而无行此手段的胆略,而袁世凯则二者兼备。所以,当1901年李鸿章为议和八国联军而再起的时候,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就是李鸿章在其留给慈禧的遗折中(李在草签《辛丑条约》后去世)保荐袁世凯代其北洋疆臣领袖的地位,视其为北洋的衣钵传人,有“环顾宇内人才,无出袁世凯右者”这样的激赏之语。当然,后来有人考证出李的遗折中并无保荐袁世凯一事,但前述说法也非毫无来由,李鸿章对袁的确是提携推重不遗余力。李鸿章战败的时候,袁虽因指称淮军积弱之弊而赢得李鸿章的对头李鸿藻的青睐,但在人身上却并不攻击李鸿章,相反在私交上和李有同病相怜之感。同样,戊戌年翁同龢被罢斥,满汉枢臣无一不噤若寒蝉,纷纷表示与之疏离,而翁走至天津时,时在小站练兵的袁世凯却修书一封,附上一叠银票,托亲戚面送翁同龢。

袁世凯搭上庆王这条线,是袁的“事业”更上一层楼的起点。“朝中无人莫做官”,可以说,袁世凯任外朝封疆大吏而能遥执中央权枢,主要就是因为他有庆王这样硕大无朋的“靠山”,甚至,在那些稍微清高一点的官员眼中,“庆袁”简直就是“狼狈”的代名词。袁世凯在41岁的壮年就登上直隶总督的高位,清廷对他的这番“恩遇”,比待曾国藩和李鸿章这些中兴名臣有过之而无不及,袁得此提拔主要就是他靠在荣禄这棵大树下。但庚子之后,荣禄体气大衰,袁就想着得找新的靠山了。这时候庆王开始得到慈禧的信任,他对袁世凯一心巴结荣禄不免有些酸溜溜的“怨妇”

心态。他对人发牢骚:“袁慰庭只认得荣仲华,瞧不起咱们的。”袁世凯的耳目遍布京城,京中的风吹草动都能明察秋毫,他提前得到庆王将取代荣禄的军机处领班地位这一消息,立马从北洋经费中拨出十万两银票,令部下杨士琦密赠庆王,话说得非常漂亮:“袁宫保知道王爷不久必入军机,在军机处办事的人,每天都得进宫伺候老佛爷,而老佛爷左右许多太监们,一定向王爷道喜讨贺,这一笔费用也就可观,所以这些微数目,不过作为王爷到任时零用而已。以后还得特别报效。”庆王那个感激啊,简直可用“受宠若惊”来形容,你看,袁宫保比咱自家还体贴自己!的确,袁世凯没有食言,后来庆王府的用度,几几乎完全由北洋经费包下来了。袁世凯的投资都是有回报的,此后庆王在军机处的任何大政方针、用人用事几乎都先听袁世凯的意见。后来御史徐丁超参劾庆王云:“金店办捐而商贾售真名器,异端言事而庵观作小朝廷。孩童乳臭,攘部首之尊,儿女姻亲,踞藩雄之任。”

可见其贪鄙。“孩童乳臭,攘部首之尊”是指袁世凯为了讨好庆王而保荐庆王爱子(也是花花公子)、二十七岁的载振任新设立的商部尚书,载振和庆王当然也会投桃报李,后来东三省设总督巡抚,其全部人选就是出自袁保荐。但要说庆王是个十足的糊涂蛋,却又未必,此人心里其实很亮堂,沟沟坎坎经历得不少,否则以慈禧识人用人的精明,不会如此倚重他。

本来,载沣当政之初,在一帮满族青年亲贵的撺掇下,他是打算一不做二不休除掉袁世凯的,但庆王说了一句很关键的话:“除掉袁世凯很容易,可是你能保证他手下的北洋军队不兵变?”这句话吓住了没有胆略和决断的载沣,加上张之洞等满汉大臣力谏说,皇上刚登基就诛戮大臣不祥,这样才保住袁世凯的性命。

袁世凯当上民国的大总统后,满族亲贵成了靠民国施舍的“破落户”了,但袁世凯没有过河拆桥。虽然庆王在满清皇族中已经没什么影响力了,袁对庆亲王这些曾和他穿一条裤子的满人元老还是时时接济照顾。这些念旧之举,固然是为了保住满洲贵族对新生的中华民国的“效忠”而有意为之的收买,但也有袁世凯个人的感情在里面。虽然袁世凯后来声名狼藉,但他一生都非常在意自己的名声,他绝对不愿留一个“凉薄无情”、“过河拆桥”的恶谥。袁世凯在辛亥年逼迫清室退位的时候,扭扭捏捏,遮遮掩掩,一个原因就是不愿得一个“欺负孤儿寡母”的名声。

阮忠枢是袁世凯的心腹幕僚,他们订交早在袁氏甫及弱冠的时候,就是他早年一次去上海后回家的路上。两人旅次交谈,相见恨晚,当时就结拜成兄弟。后来袁世凯官山东巡抚时,阮忠枢就入袁的幕府,成了袁世凯最信任倚重的心腹之一,多少文案中,阮稿最当袁意。所以袁的成功,阮的辅佐功不可没。然而,一入民国,因为袁的事业日张,手下人才荟萃,阮渐渐跟不上形势了,尤其文案一道,因为“民主”、“共和”这些新词一时层见叠出,而袁世凯是最能花样翻新的人,所以在文字方面借重阮的地方就越来越少了。袁身边的人也认为阮已经失势,不足为道了。加上阮对袁的称帝也不以为然,所以别人看得二人关系疏离已远。到袁世凯称帝的时候,他授意成立一个由核心成员组成“十人委员会”主持复辟事宜,明眼人一看就知道,这十人是袁精心选择的他最器重的人,却也是他认为对他的功业贡献最大的人,一旦袁氏家天下成功,这十人就是居功阙伟的显要。不料,他斟酌再三,竟还是将阮忠枢的名字署在这名单的首位,这一举动,让很多人不解,也让很多人心服。因为这一“叙功”名单,原来对袁有“幽怨”之心的袁氏旧人,对袁感激之念又生。毕竟,宫保是个知恩图报,不忘旧谊的人。

后来袁世凯和唐绍仪因为总统和总理权职之争闹得不欢而散,唐绍仪一气之下辞职离京往津。袁急忙派段祺瑞、徐世昌两人联袂到天津劝他回心转意,唐坚辞不就,袁还想转圜,先发布唐以病假休息,其后知无可挽回,才不得不准其辞职。这一次决裂之后,唐绍仪在袁氏生前再也没有和他见过面,可见心伤不浅。他帝制失败时,段祺瑞、冯国璋这些一手提拔、曾经生死与命的将领和他若即若离,他最器重的四川都督陈宧,湖南都督汤芗铭,以及早在袁十几岁时就带在身边的唐天喜,这些人纷纷离叛,才是从精神上打垮他的真正力量。因为他最看重和这些人的交情,也一直认为这些人是最不可能背叛他的人。他和这些人的私交深浅,从对这些人的称呼就可以看出。他要自己的子女称呼段祺瑞为姐夫,因为段的夫人张佩蘅是袁世凯收养的前清大员张芾(曾任江西、广东巡抚,死后清寒,留下妻女无处安身)的孤女,张氏视袁家为娘家。他要子女称呼冯国璋为“四哥”,大概因为冯国璋在家排行第四,冯国璋的续弦夫人周砥,既是袁世凯督直时创办的女子学堂的学生,又曾做过袁氏子女的家庭教师。就个人恩遇而言,袁对他的部下的确不薄。这样亲如一家的关系,结果说散就散了,怎不让他绝望?

当然,袁世凯念旧,为人圆融通透,也不是说这人是好好先生,谁都不得罪。恰恰相反,他是一个恩怨分明的人,尤其是在私交上,他远不像官场上那样沉着冷静,唯利是图,而是颇多负气之举。然而,恰恰是这些率性而为的举动,才使得袁世凯显露出常人的性情,使得他不是一个简单的精明的利益计算机器,而是个有血有肉、有情有性的活生生的人。

袁世凯对于看不起他的人从来都是怀恨在心。年轻时他想到北京谋出路,向他的小舅子借钱,而他小舅子对他不屑地说:“你到外边能找到什么事?去了也是白糟蹋钱!”不肯借钱给他。后来袁世凯当到直隶总督了,这位小舅子来投靠他,第一次他接待了,但气咻咻地说:“外面没什么事情好做,你还不如呆在家里。”第二次就再也不肯见他了,也无一文馈赠。

而对当年支助他到北京的舅舅,则馈以5000大洋。袁世凯的生母刘氏病逝归葬,因为刘氏不是正室,袁世凯大哥不许葬入祖坟正穴,官居总督的袁世凯一心想为生母争一个名分,始而软语相求,继而疾言厉色,但终究拗不过袁氏“家法”,袁世凯大怒,一气之下为刘氏另购墓地厚葬,而且终生不再和他大哥见面。他后来罢斥之后,宁愿到别处购地另建居处,也不回他大哥占据的项城老家,其间怀恨之深可见。

袁世凯自身所处炎凉转换之境不少,最著名的当然是他在洹上韬光养晦的三年。很多部下故旧都明的暗的来和他沟通联络,输诚致意,但也有些以前承他照拂的人,在这三年中对他不理不问,似乎生怕沾上晦气,等他1911年再起复大用时,却又来求到他门下,急急露出一副热衷肠来,袁世凯对此辈则一律冷面相对。至于那些曾经看不起他,他又无可奈何的人,他倒也能相安无事——他只能如此。他尊重强者的力量。

1901年袁世凯升任直隶总督,借着回乡葬母的机会,特意兜了一个大圈子,从河南经武汉上海绕回天津——他现在是疆臣之首,但从无和其他封疆大吏结交的机会,所以借机联络一下同僚感情。不料,在武汉,张之洞给了这位红人一个冷场。原来,张之洞此人饮食起居完全无常,往往夜半办公用餐,白天酣睡,而且时睡时起,无人知道他到底何时会睡何时会起。

这天,在欢迎袁世凯的宴会上,此公和袁世凯杯盏交谈不一会,竟然悄然垂首而鼾声大起。满座衣冠无不尴尬,面面相觑,又不敢去喊醒他。倒是袁世凯淡然一笑,摆摆手,再低声应酬一会,起身散场。等到袁世凯官仪起行放炮,张之洞才恍然惊醒。清末新政,张之洞和袁世凯同入军机,张之洞每有动议,几乎必力邀袁世凯同署,袁世凯也很配合,好似毫无芥蒂。

袁世凯知道张之洞以探花的出身,看不起自己的“不学无文”,但彼此皆是英豪,也就无之如何了。

4. 友与敌“消灭敌人的最好办法”,按照林肯总统的说法,“就是将敌人变成朋友”。北宋的开国大将曹彬,在皇帝让他出征的时候,非得一再恳求让皇上的亲信太监田钦随行监军。曹彬才能出众,人品正直,而田钦只会溜须拍马,搬弄是非,所以曹彬周围部下和朋友大为不解。曹彬解释道:“我知道田钦不是什么好东西,把他拉来随我一起出征,而且请他做监军,就是为了我在外征战的时候没有后顾之忧。他留在皇上身边,肯定说我坏话。

他和我呆在一起,我成功了他可以分享我的战功,我失败了,他也得承担责任,这总比让他在宫内一张嘴陷我于万劫不复之地要好吧?”看来,曹彬并非一介武夫。美国的林登·约翰逊总统说:“与其让那混蛋在你的帐篷外边冲你帐篷里边撒尿,还不如将他拉进你的帐篷来,让他从里冲外边去撒!”这就要有化敌为“友”的艺术。

对于政治上和他有利益冲突的人,袁世凯首先想到的一定是笼络结交,试着建立私人感情,将对手笼络为自己人。观其一生,在政坛真正和别人决裂到誓不两立的情况少之又少。袁世凯当大总统时,创设参政院,罗致不少前朝元老为参政,有人诘问他,共和民国岂能任用如此多的满清“余孽”?袁回答:汉之良相即亡秦之退官,唐之名臣即败隋之故吏,政治不能凭虚而造,参政责任繁重,非富有经验者不理。诘问者倒无辞以对。从袁世凯的对答,很可窥见他的政治敌友观。这些前朝故吏,在他摇撼满清皇室宝座或者帝制自为的时候,很可能是他的敌人,但在维持民国政局稳定、积累自身总统声望的时候,则无疑又是友朋。

他总想留着和别人见面的余地。即使对孙中山一派,他最初还是极力想笼络以为己用的。他私下对自己的心腹说过这样的话:“他们(指革命党人)来了,我们当然是欢迎之不暇的,但是要在我这个圈儿里。”意思是只要革命党尊他为首,他并不排斥革命党。得罪过他的人,只要愿意此后为他所用,他也可以做到“前嫌尽释”。袁世凯小站练兵被御史胡景桂参劾,巧得很,袁世凯当山东巡抚的时候,胡景桂就被分派到袁的手下当按察史,这位胡御使恐怕赴任途中一直在忐忑不安吧。他在战战兢兢中,唯有万事小心,竭力办事。结果,袁给胡景桂的考语是“该员诚朴亮直,能任劳怨。讲求刑名捕务,均能实事求是”。这道评语,却也当得上“实事求是”。更为难得的是,庚子年胡景桂之名莫名其妙地上了八国联军要惩办的“战犯”名单,此时袁世凯却向德国驻烟台领事为其解脱说,胡是被冤枉的,因此救了胡一命。后袁世凯升任直隶总督,又请胡出任直隶学校督办,辅佐自己兴办新政事宜,胡也竭心尽力。从袁世凯对胡景桂的种种举措来看,袁世凯真有帝王胸襟——用人唯才,不计较恩怨,凡有利于自己的事业,即是自己的朋友。收服胡景桂,使为己用,这是袁世凯化敌为友的最佳范例。

如果无法和政敌建立坚固的感情纽带,并收为己用,他就试着**裸地收买。他对孙中山黄兴一派开始也用这一套。他当上临时总统后给孙中山“铁路督办”这一肥缺,给予大笔经费,自有任孙中山取用金钱的用意。

当然,其中也有陷人入套的意味,后来袁丑诋孙中山,所示孙中山的一大“罪状”,就是贪墨巨额铁路修造经费。

如果收买还不成,那么只要对手不打上门来,他会竭力避免正面的冲突。

他早年在朝鲜被吴兆有参劾,他除了打消这一场无妄之灾外,倒并不在上司面前反说吴某人的不是,避免了两败俱伤的结局,这或许得益于他叔父袁保龄的教导:“行有不得,反求诸己。”“汝在津万勿谈孝庭(吴兆有的字)一字短处。此事关人福泽度量,非仅防是非也。”袁世凯回到北洋衙门,果然对吴兆有等人无一字怨言,语谈更不涉朝鲜期间的是是非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