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7章 官僚制帝国时代的过渡——春秋战国(1)

春秋战国是中国制度变迁中的重大转折时期,经过这个转折,中国就进入了帝制时代。由于这个时期中国文化发生了重大的变化,学术和思想进入空前的繁荣,所以,之后任何制度变革,与这个时代相比都是小巫见大巫。春秋与战国是转折中的两个阶段,春秋时期是旧制度崩溃、新制度生成的阶段,战国时期则是新制度演化和最后定型的阶段。

一、礼崩乐坏——宗法政治秩序的崩溃

西周的宗法政治秩序,是建立在中央王朝的实力基础上的,一旦这个基础瓦解,而且王朝的衰落公开暴露在诸侯面前(西都之焚与幽王之死),诸侯自然也就不听话了。自春秋初年周桓王勉强讨伐郑国失败以后,周王室不仅承认诸侯自主的事实,对天下的纷扰一概听之任之,而且连自己“天下共主”的面目也变得模糊,被诸侯伤害的天子,连讨还公道的可能都没有,原有的政治秩序也就随之崩溃。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:

(1)王室对诸侯间的秩序失去掌控,诸侯相互攻杀兼并。事实上,还在西周末期,诸侯间的兼并就已经开始了,待到平王东迁,王室衰微,诸侯间的战争遂进入高烈度阶段,大鱼吃小鱼,小鱼吃虾米,攻城略地,征战不已。对于这种局面,王室完全无能为力。

(2)礼乐制度紊乱,诸侯、大夫甚至士僭用礼乐的现象非常普遍,诸侯的定期朝觐制度基本废止,王室不仅收不到一点供品,而且王畿的收益还要被诸侯侵吞。某些强大的诸侯(如楚)不仅僭越称王,而且擅问国鼎之轻重,有取周而代之的意思。

(3)在诸侯间秩序大乱的同时,诸侯内部的宗法秩序也出现混乱,嫡长继承制难以遵行,非嫡长的子孙觊觎权位的事情俯拾即是,孔子所谓的“乱臣贼子”越来越猖狂而且得势。诸侯内部的大夫在秩序混乱中坐大,不仅架空诸侯,而且侵掠“公室”,当一些诸侯吞并弱小而强大起来的时候,其内部的某些强势大夫最终取代了他们的宗主,甚至另立国号。

在吴越两国争夺霸权的时候,晋国实际上被六位大夫统治着,他们是智氏、范氏、中行氏、赵氏、魏氏和韩氏。当越国也开始衰落之后,来自外部的威胁解除,晋国六卿开始相互吞并,首先范氏和中行氏被灭,其余的四家分了两氏的土地,但智氏获利最大。智氏于是开始准备陆续吞掉三家,自己取晋而代之。他首先选择了向赵家开刀,联合了魏、韩两家来打赵家,三家兵马将赵家所在晋阳城围困了两年,也没有打下来。后来,赵家的首领赵襄子派人游说魏、韩,向他们说明利害,赵家如果完了,早晚智氏会拿他们2开刀,于是两家暗中倒戈,三家反而灭了智氏。灭了智氏后,晋国成为三家的天下,到了公元前438年,晋哀公死,儿子晋幽公继位,三家乘新君初立,软弱无能,于是将晋国三家平分,只留下晋国原来的国都给晋幽公,保留晋的宗庙,赵、魏、韩三家变成三国,各自独立,史称“三家分晋”。这是战国时期的起点。

实际上,春秋时期的竞争,表现为三个层次,一是诸侯间的竞争,比如晋楚争霸,吴楚交兵;二是诸侯与内部的大夫之间的竞争,即所谓“公室”与“私室”之争,比如鲁君与公孙等三氏之争,齐国的田氏取代齐氏;三是大夫之间的竞争,晋国内部智氏、中行氏和赵、魏、韩三家的战争。到了最后一个层次的竞争有了分晓,春秋时期也就结束了,历史进入了战国时代。

二、在宗法政治框架内秩序重整的努力

面对这种混乱的局面,也曾出现过在原框架内重整秩序的努力,所谓“春秋五霸”的先后涌现(实际不止五霸),多少代表了这种趋势。这其中,齐桓公和晋文公打着“尊王攘夷”的旗号维持诸侯间的秩序,多少有些效果,但他们的着眼点已经是自己的霸业,政治的理念已经是霸道而非王道,所谓存亡继绝的努力,更多的只是一种表演。被尊的王室,得到的只是一点可怜的虚名,这种虚名也不过是霸主事业的点缀。孱弱的宋国曾想通过提倡和恢复古礼来重建秩序,当然只能是梦想,从反面说明了旧的礼法秩序和宗法秩序的不可恢复。至于秦穆、楚庄以及稍后登台的吴、越两国,实质上不过是在做新的改朝换代的尝试。在这种尝试中,孱弱的周王室甚至不在他们政策的视野里,连“尊王攘夷”的旗号都不屑于打了。

楚庄王继晋文公之后,成为霸主。在打败宋国之后,又击败犬戎,陈兵于周室边境,周王派王孙满前去劳军。楚庄王问王孙满,保存在洛阳的传国鼎是三代之宝,不知鼎有多重?王孙满答道,夏桀无道,鼎归商汤,商纣失德,鼎归周室,德之所在,鼎之所在。君王有天下,鼎则重,失天下,鼎则轻,周室虽衰,但天命未改,鼎之轻重是不能问的。楚庄之问鼎,说明他的霸业,实际上隐含有改朝换代的意思。

三、士阶层的崛起与新型官制的出现

宗法制的破坏,使得原来由血缘和宗法位置决定政治地位的规则形同虚设,在宗法结构中处于相对微卑地位的贵族,尤其是底层贵族——士,有了依靠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的可能。由于士可以接受教育,同时地位在贵族中又最低,人数却最多,因此在动**中容易丧失财产和地位,所以他们改变3命运的积极性最强。而诸侯兼并与争霸的局面,恰给想要改变命运的士提供了出头的机会。战争的压力使得对人才的需求加大,同等条件的邦国,得人者昌,失人者亡;人才,尤其是身怀新型权术和用兵之道的人才,在那个特殊的年代(生产力的变化不甚明显,旧规则不中用了,但束缚还在),成了诸侯盛衰的最重要的因素。

与士阶层崛起互为表里的现象是私学兴起而官学式微。官学教的是传统的六艺:礼乐射御书数,这是一种培养武士的教育,仅仅接受这种教育,人想要在竞争中脱颖而出,无疑是很难的,更何况,随着王室的衰微,官学也难免流于形式,满足不了时代的需要。对于政治智慧和特殊技艺的需求导致了私学的兴起,凭借私人讲学,各种学派因而崛起,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。土和出身于士的人,大量涌向私学。孔子“有教无类”,事实上是将私学向所有社会阶层开放,而传说中的贤人七十二、弟子三千,则说明了私学规模的庞大。事实上,私学所教的内容,或多或少都有新的学问和技术的成分,以适应竞争的局面,包括以回到周公为标榜的孔子的儒家也是如此,其处世和处人之道,并不尽是古礼,也有权术的成分,正因为如此,孔子的一些弟子才能比较好地出仕(做家臣)。墨家虽然不讲究出仕,但他们的门徒也拥有对诸侯有用的技术,比如城防和战争技术。至于兵家、法家和道家,所学虽然有形而上的“道”,但基本上是在政治上适用的技术和战争谋略。作为政治的规划与技术实施,儒家、道家和法家的基本概念是一致的,法家更是直接脱胎于儒家。自孔子以后,儒家一分为八,然后经过荀子,演变为法家。实际上,在那个动**的岁月,士阶层早已发生分化,很多人开始从事各种行业,孔子据说做过吹鼓手,管仲经过商,百里奚放过羊,他们丰富的阅历和其所学结合起来,使他们成为杰出的人才,在登上政治舞台后,成为当时最耀眼的明星。在春秋五霸的事业里起主导作用的人物,如管仲、狐氏父子、百里奚、蹇叔、孟明视、文种、范蠡等,都是士出身,都是通过入仕,改变自己的地位,成为新的贵族。

管仲和鲍叔牙是两个普通的士,既要自己经商谋生,又要出征打仗。这两个人是好朋友,两人各帮一个有希望继承齐国的公子,鲍叔牙帮公子小白,管仲帮公子纠,约好无论谁成功,都要推荐对方。结果在争位过程中,鲍叔牙帮的公子小白取得了胜利,是为齐桓公,管仲却因在争位过程中伤害过公子小白,成为罪人。但是,鲍叔牙却坚决向齐桓公推荐管仲,说只有他才能使齐国成就霸业,后来,齐桓公果然任用管仲为相,成为春秋第一位霸主。管仲和鲍叔牙的行为,属于那时典型的士阶层的做派。小说.中国政治制度史导论(第2版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