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版) 第29章 科举制度(2)

每年考期之前,考生们就从各地赶到京师,先将自己平时的诗作投向有文名的达官贵人,也有直接投给考官或者礼部的。投给考官和礼部的叫“公卷”,投给名人巨卿的叫“行卷”。一般来讲,通过名流向考官推荐,效果更好些,所以,“行卷”更为流行。在那个时代,所有名流都很乐意做伯乐。如果发现了真的才子,往往都会不遗余力地帮忙推荐。韩愈就大力推荐过李贺,有些人认为李贺要避父亲的名讳,不能参加进士考试,韩愈还为此做文章辩驳。还有的时候,某些人诗名特盛,用不着行卷,还未考试,实际上大家已经认定他是状元了。不仅考官以为如此,考生也有同感。比如王维是公认的才子,考前就被定为第一名,结果也就是第一。

大诗人白居易曾行卷到了当时著名诗人顾况门下,顾见白居易的名字,便开玩笑说,“长安米贵,君何居易?”后来,读到白的诗句:“野火烧不尽,春风吹又生”时,不禁击节叫好,说:“有才如此,居亦不难。”

李贺把自己的诗作送给韩愈看,正赶上韩愈送客回来,非常疲倦。门人把李贺的诗作呈上,他已经准备就寝了,一边解带一边看,当读到“雁门太守行”、“黑云压城城欲摧,甲光向日金鳞开”之句,来不及系上衣带,连忙下床将李贺接了进来。后来,因李贺父亲的名字中有一个“晋”字,跟进士的“进”谐音,还是没能参加进士考试。

这种行卷的规矩,必须建立在士林道德水准比较高,考官和有力量推荐的人都能出于公心的前提上,否则,就会流为贿赂和舞弊。有唐一代,人们对于科举非常看重,无不将之视为关系王朝命运前途的头等要事。别的事情可以马虎一点,掺点私心,但在这个问题上,绝不敢乱来,否则不仅当时弹章交集,而且还会遗臭万年。甚至连皇帝推荐的人,如果不够格的话,也不能随意录取。此外,由于唐朝诗风大盛,考官和推荐者也是诗人,他们对自己诗名的看重,不亚于生命。如果胡乱荐人和取人,那么对他们自己在诗坛的名声也是一个伤害。所以,在唐朝绝大多数时期,科举考试都是公正的,虽然也因为各种原因遗漏了一些人才,比如李白与杜甫都没有中进士,但大多数出名的诗人还都是进士出身,大多数的贤臣能吏,也是从进士科里冒上来的。

玄宗朝,有王如泚者,其岳父为玄宗方伎供奉,深得皇帝喜爱。是年王如沘应试,其岳父求玄宗让女婿及第,玄宗答应了,于是告诉礼部本科考试让王如洸及第。礼部负责考试的侍郎(知贡举)将此事告知执政的宰相们。宰相问侍郎,王如沘文章如何?能够及第标准吗?侍郎答道:介于及第落第之间。宰相于是说,若是如此,就不应该让他及第。明经、进士考试,是国家取才大典,若单凭皇帝一句话,就可以轻易把功名与人,那么以后将怎么取才?随后,宰相即将此事告知皇帝,取消了成命。而这边,王如沘以为已经得到了皇帝允准,在家中大宴宾朋,忽然听说原议取消,大为丧气。(王谠:《唐语林校证》卷1)

4.科举与学校

隋唐的学校开始跟汉代不太一样,儒学的学习虽然占了主要方面,但属于应用学科的学校也不少。既有学医卜星相的,也有习律、习算和习字的。各种专业学校不仅中央有,地方也有。这表明,经过玄学的变异,佛学的冲击,更重要的是社会的发展,以及世界的交流与文化引进,使得汉代经学笼盖一切知识的局面被破坏了,价值追求有多元的迹象。人们需要各种各样的知识,而且多样的知识也有进一步系统化、专业化的可能。

隋唐时期的学校可以分为中央的和地方的,也可以分为儒学的和技术、杂学的。大体情况是这样的:在京师,由中央政府(国子监)出面办的儒学学校,分为三个等级。第一等级的是国子学,招收皇族嫡系子孙和三品以上大员的子弟。第二等级是太学,招收五品以上官员的子弟。第三等级是四门学,招收七品以上官员和有散爵者的子弟。有时兼收庶人子弟中的优秀者。除此之外,还有贵族学校,如门下省所属的弘文馆,额员30人,只招皇族嫡系子孙以及皇后、太后嫡亲子孙,以及宰相之子。还有东宫所属的崇文馆,额员20人,招生对象与弘文馆同。这种学校师资好、待遇好,有时连公主的儿子都进不去。

京师的第二类学校是属于技术性的,有律学、算学和书学,分别以学习法律、算学和书法为主。

京师的第三类学校属于杂学类的,主要有太医院的医学、太常寺的卜学和太仆寺的兽医学、司天台所属的司天台学(天文历法)等等。

地方在州县两级均设有儒学性的官办学校,是为主流,但有些地方也办医学学校,专为培养地方医生之用。

显然,这种学校的分布,虽然依然是以儒学的学习为主,但各种技术和杂学,也有一席之地。不至于让所有人都拥挤到一条狭窄的官僚小路上去,可以使社会需要的各种学科进一步专门化。可是,随着科举制度的推行,情况发生了变化。由于在前现代社会,做官毕竟是一个最稳定、收益最好,同时获得社会荣耀最多的职业,所以,学习以文科知识为主,有利于科举考试、尤其是进士考试的学校,随着科举制的实行得到了长足的发展,人们都纷纷涌向这些学校,使得这类学校无论从场地、师资和经费上都可以得到最优的配置,学校不断上台阶。而相形之下,那些技术和杂学类的学校则一天天地萎缩。最终,中国失去了在一个最好时机实现学科专门化的可能。

5.唐代科举制度的评价

在整个科举制度的历史上,唐代的科举效果是最好的。在考试内容上,最重要的进士科以诗赋取士,实际上是将录取的重心落到了“才”而不是“德”上,从而使得官僚体系得到了源源不断的人才补充,将全国的精英吸到了国家的管理网络中。不仅使官僚制获得了较高的管理效率,而且最大限度地消弭了士大夫离心离德的可能。正如传说是唐太宗李世民所说的话那样,“天下英雄尽人我彀中”。

当然,推行科举制的结果,对于官僚制帝国来说,最大的好处是削平了大门槛,扫**了自东汉以来门阀世族的势力。虽然隋朝统一以后,世族已经处于衰落,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,门阀政治依然阴魂不散,对于这种导致君权式微的政治社会状况,皇帝自然不能容忍。自隋朝以来,皇帝就一直在处心积虑地削弱世族残余势力,尽量打破人们过去的门第观念。但是,到了唐太宗的时候,高士廉等修《氏族志》,依然按从前的规矩,将北方的所谓第一大族的崔氏列为第一。受了皇帝的申斥,才将皇族排在第一,但仍然抵制唐太宗的意思,不按现任官僚的地位来排列氏族。可是,科举实行多年以后,旧世族势力逐渐地不削而自削,一步步退出历史舞台了。无论什么人,只要不是法律规定不能科考的贱民,只要读过书,有相应才华和才能,就有可能通过考试进入仕途。虽然旧世族还有些残存的文化优势,但随着唐代文体形式的转变,文风的转移,六朝华丽的文风不再受欣赏,骈文和大赋也不再有市场,而且进士考试说是诗赋并考,但实际重视的只是新兴的诗体排律,旧士族的文化优势也就逐渐消失。当然,唐代的政策其实是对现任官僚实行优待的,中央国子监系统最好的学校,都只对中高级官员和皇族开放。但是,由于诗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是教出来的,学校的好坏对于一个人的诗才的影响并不太大,所以,科考并没有因此而向官宦和皇族子弟敞开大门。从那以后,历朝历代,从科举考试出息的人中,寒族子弟占了绝大比例,而王孙贵族则没有多少份额。唐代以后,即使是父祖都为官的人,往往也将家族的传统定位在读书上,强调子孙必须从科举上出息,在考试上见功夫。所以,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,自宋代开始,中国就没有了高门槛——世族。

科举制的推行,还在客观上改变了社会文化面貌。唐朝诗歌的兴盛,显然与进士考试考诗赋有着很大关系。唐诗繁盛,创造了中国文化的又一个高峰,以至于后人再也无法在诗上超越唐人。由于唐朝是当时世界头号帝国,其文化影响了世界许多国家,特别是周边地区,所以唐诗也传播到了世界,甚至成为周边国家喜爱的文化形式。日本和新罗的精英甚至来到中国留学,参加中国的科举考试,越南和新罗还模仿唐朝实行了科举制度。

科举对中国文化的改造,还体现在乡村社会的文化结构上。随着科举推行,原来统治乡村世界的精英发生了变化,从原来对门第的看重,过渡到对文化的看重。一个人无论门第高低,拥有相应的文化底蕴才有受人尊敬的资本。由于机会对更多的人开放,人们对知识和文化的需求也逐渐旺盛起来。乐意读书的人越来越多,读书人学诗的也越来越多,印刷术从此普及,书变成了一种商品。不仅男人能诗,女子也能诗,有些能诗的名妓甚至让科考的佼佼者惭愧。好诗随着人们的传诵,歌儿舞伎的吟唱,很快就传遍全国。能诗的人,即使没有官位,在乡村世界也能得到尊重。

更重要的是,科举使得乡村的文化教育围绕着它来运行,从而使中国文化烙上了官文化的烙印。一个与国家政权密切相连的阶梯,从乡村一直连到庙堂,使国家对乡村的控制得到了文化网络上的支持。

科举制也对官场风尚的变化有某种影响。知贡举的考官,往往通过考试,与所录取的考生结成师生关系。而同年被录取的人,则形成了“同年”关系,进士们往往非常看重自己的房师座师,视之为知遇者。而同年也是一种非常强固的纽带,在官场上,这些人往往凭借这种关系,形成网络,相互攀缘,人称“朋党”。虽然皇帝一般对此都持否定态度,但是,这种由科举产生的朋党关系,在官僚帝国里是不可避免的。在一个农业的传统国度里,人们脱离了农村之后,往往要依托某种类宗族乡土组织,才有可能更好地开展活动。科举正好给了进入仕途的人们一个非常合适的机会和凭借。

当然,科举制的推行,对历史的发展,也带来很大负面效应。首先,它使得学校体系从此以后就和选官制度牢牢地捆绑在了一起,学校成了科举的附庸;这种状况,使得从隋唐已经开始的学科分化和技术学习专门化、系统化的趋向被遏制。知识学习被限制在文字、文字书写、文学和道德讲求上。其他专业知识则退回到了师傅私相传承的作坊阶段。使中国本来就该发展起来的科学技术,受到了影响,以至于长期无法进化。其次,科举虽然强化了官僚制,但也使得人才都被行政体系吸走,影响了社会整体发展。其三,科举制虽然推动了人们向学,但也极大地催生了官本位文化的生长。整个社会的运行,都围绕着官僚体制打转,这对于中国社会以后的发展影响甚巨,以至于今天仍旧余波未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