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7章 清谈与修禊,官吏的风雅爱好(三)

历代帝王贵族都喜好玉石,而尤以明清为甚。明代时,“良玉集京师”,宫廷“御用监”下专设有玉作坊,从事玉器制作。清代的乾隆皇帝也嗜玉如命,糜费巨资,以求精品。所谓上有好之下必有甚,好玉之风风行全国。赵汝珍在《古玩指南》中对清代官场士大夫的爱玉风尚有一段淋漓尽致的精彩描述,他写道:“凡京中之中上等社会人物无不腰缠累累玎玎珰珰者,居则以玉为消遣之品,行则以玉表示富厚之征,朋友相见必以所得之玉相夸示,集会谈话必以玉为主要论题。居家无玉宛如非士大夫之宅第,服饰无玉直同非完整之衣履,身上无玉似不便与友朋相会,无玉之知识直不能插入友朋集体集会之谈话。玉之重要如此,故社会人士无不竭力求之者。”

官员们之所以尚玉,因为玉是他们财富和等级名位的“护照”,是一种变相的“名片”。古代官场每每以貌取人,以衣待人,官员们自然不可等闲视之。玉总是与金相提并论的,和财宝有关,汉字中与玉旁有联系的字都代表财富。官员佩的玉越好,表示他的财富越多,地位也越高。古时玉作为封官拜爵之用,国君和诸侯以及大臣,所执的玉就各不相同,以示爵位级别的高低。官场尚玉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,玉是美好的象征,人们把玉比为修身的标准和个人的品德,具有一种社会道德的含义。《礼记》中记载的孔子语:“夫昔者,君子比德于玉焉,温润而泽,仁也;镇密而栗,知也;廉而不刿,义也;重之如坠,礼也;叩之其声清越以长,其终诎然,乐也;瑕不掩瑜,瑜不掩瑕,忠也;孚尹旁达,信也;气如白虹,天也;精神见于山川,地也;圭璋特达,德也;天下莫不贵者,道也。诗云‘言念君子,温其如玉’,故君子贵之也。”以玉比作君子的德行,代表君子的仁、义、礼、智、忠、信。《春秋繁露》则说得更为明确:“公侯贽用玉,玉润而不污,至清洁也,故君子比之于玉。玉有瑕秽,必见于外,故君子不隐所短。”所以《礼记·玉藻》云:“古之君子必佩玉……君子无故,玉不去身,君子于玉比德焉。”官场中的士大夫官员们很自然地爱玉、尚玉、佩玉,玉比自己的德行,以显示自己品行端直,心洁如玉,是堂堂正正的君子。屈原出於污泥而不染,遭受奸臣小人的打击,故在《九章》中感叹:“怀瑾握瑜兮,穷不知所示。”以美玉比自己的德行。屈原是位忠臣,自然可以以玉自比,而官场中的奸臣、酷吏往往以玉作比,标榜自己,这纯粹是此地无银三百两。

扇,本是消夏驱夏之物,后来也被认为可以表现一个人的风度和才学。上知天文,下晓地理的智人诸葛亮就手执一柄鹅毛扇,潇洒自如,从容指挥千军万马,谈笑间破敌攻城,一副儒将风姿。羽扇纶巾遂成为文人高士的象征。魏晋南北朝时,在扇面上绘画、写字已相当普遍,官员们常以手持名家书绘的扇子来表示自己高尚文明的修养。历史上就流传着书圣王羲之题扇的轶事。王羲之见一位老太婆叫卖六角扇,但买者甚少。王羲之于是取过扇,各写了五个字,老太婆叹息字太少,王羲之说,没关系,只要到官衙前叫卖,并说是王右军写的,就能卖百两黄金。老太婆半信半疑地照办,果然官员们竞相购买,卖得百两黄金。范晔、陆探微、顾宝元等名书家、名画家,也经常为官员,甚至皇帝书绘扇面。折扇自宋朝从日本从传入中国后,在士大夫中广为流行。他们手持白扇,踱四方步,轻摇徐扇,自感风度翩翩,学富五车,于是玩扇的风气愈来愈浓,成为官员们必备之物。书画扇的风气也日盛,官员不惜重金求购名家扇面上的只字片画。苏轼、明四家、画中九友、清扬州八怪、金陵八家的扇面手迹是官场中公认的精品,最为时髦。由于扇在官场中主要不再是引风逐暑之物,而代表身份地位和才学,因此制作也越来越精美。扇面用槌金、洒金、泥金、乌金、发笺、矾绢等材料制成,扇柄下还饰有用伽楠、沉香或汉玉小玦及琥珀、黑水晶等名贵之物精雕细刻而成的扇坠,以及彩色流苏。官场士大夫们中形成喜扇之风,人皆好之,随身携带,必不可少,以显示自己满腹经纶,精通文墨。《知寒轩谭荟》中记载,清光绪年间官员们“所持皆此物”。

玉、扇都是官员士大夫所喜好的,古玩更为官场时兴。古玩包括很多,诸如秦砖汉瓦、铜镜、古印、鼎彝、古瓷、古书画等。历代上自宫廷、豪门贵戚,下至一般的官员,都爱好古玩,讲究古玩。官员爱好古玩一则为附庸风雅,当然官场中也不乏能真正鉴赏品玩之人;另外这也是消极避世,明哲保身的万全之策。封建社会中,皇帝家天下,独断专行,官员虽吃皇俸,代管百姓,可也不敢轻易谈论朝政,一言不慎,便可能带来血光之灾,甚至祸灭九族,行为也受到官箴的诸多限制。于是玩古玩便成了一种极好的消遣方式,乐得清闲。

古玩在官场中除此之外,还别有他用。古玩虽小虽旧,但价值连城,因此收藏古玩极利于招财敛宝,保值十分方便稳妥,而且又利于洗钱。一举数得,何乐而不为。官吏有了钱明目张胆地购田置地,不被御史参奏一本也要被社会非议。而古玩是没有定价的,价值一千元的东西,或许一元就能买到,官吏收藏有数倍于他俸禄的古玩,也说得过去,为事理所容。因此收藏古玩成了官吏隐藏其不义之财的好办法,成了作官的一种诀窍,为历代众多的官员所采用。官吏升迁不定,全凭皇帝一句话,随时得听候调拨。在京师任职时有钱就买田置地,如要外调,事情就麻烦了。这古玩体积小,重量轻,只需往箱子中一放就可赶赴新任,比黄金珠宝还方便。正由于官员好收藏古玩,且古玩体小价昂,因此有人别辟蹊径,使其成了求职办事的敲门砖,以代替孔方兄。古时官场总是和钱相连的,贿赂之风盛行。贿赂官员用现钱终觉难堪,且容易被别的官员抓住把柄,以古玩代钱就是一种可行的好方式,故风行一时。《水浒传》中的生辰纲便是梁中书送给当朝权贵蔡京的大批古玩。反映明代社会习俗风情的《金瓶梅》中也写道:西门庆为巴结蔡京,送给其门生山东巡按御史宋松原一个古玩炉鼎,而当上了清河县的千户,管理一方治安。

官场收存古玩成风,因而也出现了大量古玩店。何彤云在《赓缦堂杂俎》记道:“京师琉璃厂,列肆如云,古董居其大半。”古玩店中有些十分有名。如“博古斋”、“德宝斋”、宜古斋”、尚古斋”以及“广文斋”等。这些古玩铺通过古玩与官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。在不准公开买官时,某个官职有了空缺,价值一万元,想补缺的人直接用钱买官有失雅观,于是卖官的人就把不值一文的破铜烂铁送到古玩铺,要价一万元,而求缺的人就以一万元通过古玩铺买下。如此一转折,受贿卖缺的蛛丝马迹就被抹掉了。任何参奏,任何调查都不能获得犯法的实据。因此古玩也就成了卖官买缺的媒介,官场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东西。

官场中人都极重体面,他们虽富,但也会遇到手中现钱不够的时候。上当铺有损官面,向别人借也欠妥,最好的办法是以古玩来救济。如某官缺钱一千元,于是就把价值二千元的古玩送到古玩铺中,请其代为出手,开价一万元,声称已玩腻了,另外寻得了珍品,手中尚缺一千元,请求借给一千元。古玩商深谙其道,知道这价值二千元的古玩要价万元,是绝对卖不出去的,但有此作抵,也乐于借给官员一千元以作周转之用。这种方法既弄到了钱,又不露穷像,官员们对此十分满意,故遇手头周转不灵时常用此法。要知道,败坏家业,暴露家道衰败,古人是很以为耻的,何况是作官之人。

重要官吏的升迁任命大权都操在权臣之手,各省的督抚身在京外,消息闭塞,对权臣的爱好、忌讳、喜丧之日有所不知,或把握不准。而由于权臣收存古玩时,常与古玩商接触,古玩商也就深得其信任。名戏《一捧雪》中汤裱褙正是如此,而受到奸相严嵩赏识。于是,各省的督抚就暗中嘱托古玩商为他们探听,为他们周旋。古玩商对各朝臣知之甚详,因此周旋自如,办事水到渠成。清末时,外省官员对京中朝臣的一切应酬都完全由古玩商代办了,其花费多少银两,送了些什么古玩,外官都一概不知,只是到年终的时候开一笔总账付款而已。因此全国的重要官员无不以购买古玩,结交古玩商为晋爵保禄的台阶。赵世珍在《古玩指南》中感叹道:“一般谋差求缺之辈必于古玩商场求出路,不精熟于古玩能于官场中立足耶?”由于古玩对官场影响颇大,因此以至有些古玩商甚至操纵官员的任命。古时候,科举考试只重考试,不太重资历。当一介穷书生连中三元,候缺等待下放时,需要大量的钱财应酬,而穷书生囊中羞涩,哪来那么多钱。于是古玩商出面代为包办,一切所需的费用均由其垫付。等到大功告成,穷书生得到任命后,古玩商就派账房先生去收成本和利息。倘若食言,那穷书生即使得到了任命,由于古玩商从中作梗,也上不了任,吃不上官俸。因此一些渴望步入官场的人都纷纷巴结古玩商,以谋求鼎力相助,并许诺事成之后重酬回报。

总之,收存古玩官场之风,是官员附庸风雅,公余消遣,积钱保值,送贿受赂,升官谋缺,进身保禄的方法。古玩成为官场喜好之物,也就身价百倍,日渐昂贵。